第169节

这两个大忙人现在又坐到了一起，不过现在他们忙的不是制订宪法的事情，而是另一件比宪法更重要的事情。
对于袁世凯袁大总统来讲，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财政的事情更紧迫呢？
现在北洋军正在大肆扩充实力，没有实力就不能压服南方的革命派，袁世凯打算将北洋军从六个镇扩充到二十多个镇，这个野心勃勃的扩军计划有许多障碍，士兵的招募、军官的培训、武器的补充、营房的兴建，这些都还是细枝末节，真正的障碍还是这个财政问题。
没有军费，军队就不可能扩充，士兵和军官也不可能有什么士气。
虽然前些时候英国、法国、俄国组建的“三国银行团”已与袁大总统签订了一份国际借款草案，但是，随着共和军总司令赵北的那封关于国际借款的通电的拍发，以及“蕲州事变”的纷纷扰扰，目前三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实际上已经搁浅，由于对袁世凯未能对共和军方面采取强硬处置不满，日本和俄国一致决定近期暂停官方对华贷款计划，法国的金融界则担心借出的款因为南方实力派的反对而可能成为呆帐，因此也决定暂时采取观望态度，英国政府虽然全力支持袁世凯，但也由于“蕲州事变”中英国的面子问题而不得不拖延官方对华贷款计划，至于民间融资，也因为共和军的反英立场而很难实现，毕竟，英国人也是有爱国心的，英国政客绝不会冒着失去选民信任的风险而倡议发行金融券。
既然列强已经不能指望，袁世凯只能转而求助于那些欧洲金融小国，比利时、荷兰倒是有出借贷款的意向，但也因为中国的局势动荡以及法国的外交压力而迟迟不能决断，虽然美国、德国主动提出愿意向袁大总统提供国际联合贷款，但由于英国、俄国、日本、法国的坚决反对，袁世凯只能放弃这个方向。
国际贷款是暂时指望不上了，这算来算去，剩下的筹款之路似乎只有一条了：
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这是外国政府筹集资金应急的常用办法，但在中国却是新鲜事，其实前清时候也是发行过类似公债的，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发行“昭信股票”，以应付甲午战争之后的财政困难局面，但是由于清廷的信用很成问题，而公债的顺利发行是离不开政府的信用的，所以，这清廷发行的昭信股票就成了一张烂纸，无人问津，后来干脆就变成了朝廷的摊派，好歹多少筹集了点银子，不过这些银子最后多数都变成了各处的行宫、园子，既不能生利，也不能强国，可以想见，直到清朝覆灭，这昭信股票里的“昭信”二字到底是变成了笑话，公债有借无还，那就不是公债了。
现在，清朝已经灭亡，共和政府建立，也要发行公债了。
清廷昭信股票的前车之鉴不远，袁大总统也不得不谨慎从事，先命唐绍仪和杨度跟洋人银行商议商议，看看能不能由外国银行担保此次公债的发行，昨天他们已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几家大银行进行了磋商，今天又与上海法租界的几家大银行举行了会议，收获多少是有一点的。
外国银行的经理都表示，如果共和政府愿意拿出盐税、厘金抵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为中国的共和政府担保此次公债发行，甚至可以拿到外国去发行，前提是本国政府不干涉。
虽然交涉一切顺利，但是唐绍仪和杨度还是轻松不起来，坐在马车里，两人都是眉头紧皱，半天没有说话。
唐绍仪特意吩咐车夫将马车从外滩绕上一圈，一来是呼吸几口江风带来的新鲜空气，二是看看黄浦江上的风景，舒缓一下郁积在胸中的块垒。
其实现在的黄浦江上也没什么好看的风景，江上除了洋人的船只之外，剩下的中国船只大多都是破破烂烂的帆船，船工、纤夫也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那些衣着鲜亮的洋人船员一比，直让人感到这国力的巨大差异和国民生活的无比艰辛。
“皙子，清廷的洋务运动前前后后几十年的忙碌，到头来还是南柯一梦啊。”
看着江面上一艘缓缓驶过的招商局轮船，唐绍仪长叹一声，向船尾飘扬的那面五色旗望去，一股莫名的伤感袭上心头，目光收了回来，看了眼同样落寞的杨度。
“少川兄，你怎么变得如此悲观了？这可不像你啊。”杨度也是苦笑。
“人总是会变的，时变事变人也变，以前做大清国的官的时候，经常打交道的都是官场上的人物，现在革命既起，少不了跟南方革命党打交道，这才明白，官场上人的想法和在野人士的想法那就是南辕北辙。”
“所以才需要一个国会么，调和、中庸，这才是治国之道。其实说到底，无论是官场中人还是在野人士，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无不是在为自己奔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这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纷争了。”
说到这里，杨度话锋一转，问道：“少川兄，听说你要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先是一愣，继则点了点头，说道：“你消息倒是灵通。”
“项城是否知道？”
“知道，我已拍了电报，项城知道同盟会拉拢我的事。”
“加入同盟会也好，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为项城做个耳目。”
见杨度如此领会自己的意思，唐绍仪只好适时的结束这个话题，他之所以加入同盟会，固然是同盟会拉拢的缘故，但说到底，是他对宪政精神的赞赏和议会政治的向往，与袁世凯的态度倒是关系不大，袁世凯默认最好，即使他不同意此举，自己也绝不会看他的脸色行事，两人固然是多年的老朋友，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人各有志的现实。
“不知熊秉三（熊希龄）何时才能赶到上海，当年他在奉天做过财政监理，熟悉这方面的事务，财政上的事情还是由他来办为好，你我都是外行，在这财政问题上帮不上项城的忙。”唐绍仪转了话题。
“前段日子他还忙交通银行的事情，项城命他全权主持公债发行事宜之后，他还要交卸银行的差事，估计还要等上几天才能动身南行，等他过来主持，咱们就不必滥竽充数了。”
“交通银行由谁接手？”
唐绍仪追问了一句，其实公债的事情他并不十分清楚，袁世凯给他的任务只是协助杨度和熊希龄，一旦熊希龄到了上海，这公债的事情就不归他插手了，等制宪会议结束，唐绍仪还必须立即动身北行，去参与中日交涉，就“蕲州事变”的善后问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听说是梁翼夫（梁士诒）。”杨度说道。
“若是公债发行顺利，这民国的第一任财政总长恐怕非熊秉三莫属了，财政总长，这搁前清时候，那就是户部尚书啊。当年他参与创办长沙时务学堂，参与戊戌变法，差一点就搭上性命，如今回首往事，只怕也是唏嘘不已吧。”唐绍仪感慨道。
杨度只是苦笑，当年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办长沙时务学堂，他也曾入学就读，熊希龄也是他的恩师，说起来，他的新政思想也是那个时候熏陶出来的，只不过，当时众人心中所想只是君主立宪与和平改良，无论如何众人也没有想到“造反”，如今不过短短十年光景，众人当初还曾打算尽心辅佐的满清王朝已成了过眼云烟，这历史的无常变幻真是让人叹息不已。
说到底，这是历史大势，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个人力量是改变不了的，杨度改变不了，袁世凯也改变不了，他们只能顺应这个历史大势，作为一个过客，在这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
唐绍仪与杨度略微谈了几句，便又各自沉默，只是扭头望着车窗外的风景，各自琢磨着心思。
马车很快驶离了租界，早已等在路口的护卫迎了上去，护送着马车驶向南市。
等马车赶回上海道衙门，已是正午时分，制宪会议将于下午继续举行，就宪法草案的最后几条意见进行表决，这宪法的事一旦完成，共和政府才算是真正建立了。
唐绍仪与杨度在衙门前分手，带着几名外务部属员赶去四马路，本打算在洋菜馆吃了午饭后休憩片刻，但没等他午饭吃完，杨度便匆匆寻到餐厅，拿给他一份通电抄稿。
“这是什么？联名通电？”
唐绍仪有些惊讶，仔细看了看，这才明白，那通电竟是四川的革命党人联名拍发的请愿书，落款上都是些大人物的名字，共进会会首孙武、奋进会领袖杨王鹏、同盟会干部张培爵，甚至就连那位“川南镇守使”田振邦也在通电上署了名字，至于这通电的内容么，也是很骇人听闻的，这仅从通电的题名就可看出来：《全川士民、革命人士敦请制宪会议严惩伪清川督赵尔巽电！》。
实际上这是一封请愿书，要求制宪会议严惩满清四川总督赵尔巽，追究他屠杀百姓、抗拒义师的“战争罪”。
“战争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项城的通电上说，这赵尔巽是阵前倒戈，是共和功臣，怎么这封通电上却说，赵尔巽不是阵前倒戈，而是城破请降？”
唐绍仪将通电抄稿搁在餐桌上，扫了眼那几个陪同他进餐的属员，众人都是面面相觑，完全不明白四川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并不奇怪，成都刚刚宣布光复，各种传闻、谣言满天飞，谁也弄不清楚成都到底是怎么光复的。
其实无论是北方代表还是南方代表，他们并不关心成都光复的细节，在他们看来，只要成都光复了，那么四川就光复了，连接西北和西南满清顽固派的通道就掌握在了共和派手里，对于共和临时政府的稳定就是大功一件，所有对四川光复立下功劳的人都应该褒奖。
所以，袁世凯以共和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委任赵北为“川东都督”，同时委任赵尔巽为“川西都督府参议”，而且赵尔巽的老弟赵尔丰也成了“川西都督”，这川西都督府和川东都督府一西一东，共同弹压四川。
但是现在，成都光复还没两天，一封四川各势力的联名通电就传遍了全国，那么就是用脚趾头也能想到，四川的斗争仍很激烈！
其实，当袁世凯任命赵尔丰为川西都督的通电拍发之后，唐绍仪就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旗人，赵尔丰实在不是这个川西都督的最佳人选，这会激怒南方的革命党人，袁世凯在北方，从来没有跟南方的革命党人有过直接联系，自然不会明白“种族革命”在革命党眼里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那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袁世凯此举只会授人以柄。
而且，如果是出于分权的目的而硬生生将四川分成川东和川西的话，显然是多此一举，而且会激怒实际上的“四川王”赵北，所谓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委任电拍发之后，赵尔丰的“易帜”电才姗姗来迟，让人有些乾坤颠倒、时光错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