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出书版） 第10节

综上，警方推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精心实施的特大杀人抢枪案件。现场没有明显翻动，就连张阿贵衣袋里的一百多元钱都没有被拿走。
张阿贵九岁的次女是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说“我爸妈昨天晚上干仗了”。
大屏幕上，依次闪过四具尸体、尸检过程、作案工具和现场物品照片等。
罗牧青坐的位置，离大屏幕只有一米多远。那些血淋淋的场景扑面而来，涌进了她的眼睛。
她的下意识反应是，眼睛迅速逃离屏幕，可是她的心告诉她，不能这样做，自己是专职记者，要听清、看清、记清每一个细节。
邱实看起来十分投入，不时地往笔记本上记录着要点。
关鹤鸣斜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若有所思。
“犯罪嫌疑人抢完枪要干什么呢？”许大力自己发问，又自己回答，“继续杀人。他杀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政府公务人员。”
同年10月13日晚上7点，房管所所长赫爱成下班回家后，与妻子赵艳和前来串门的镇中学教师冯卫民一起闲谈。7点30分左右，赫爱成发觉房屋南侧的菜园里有异常情况，便出去查看。
这时，隐藏在房屋西侧墙角的犯罪嫌疑人突然向他开枪，赫爱成腹部中弹倒下。犯罪嫌疑人飞身扑上去，向他连刺四刀。赵艳、冯卫民听到枪声和赫爱成的叫喊声后，出去将他抬到了屋内。
犯罪嫌疑人击发枪支时，发现卡壳。住在东院的邻居田大庆闻声赶到，在赫家西屋给镇政府打电话时，犯罪嫌疑人处理完卡壳问题，进入屋内走廊，向田大庆开了一枪，击中腹部。
当犯罪嫌疑人转身将枪口对准东屋时，枪再次卡壳。冯卫民用木凳将枪打掉，犯罪嫌疑人逃跑了。赫爱成当场死亡，田大庆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当月18日，民警走访得知，赵家楼村村民于14、15日早晨，在涵洞过水平台上看见一条蓝裤子、一双农田鞋、一个手枪套。经打捞和查找，获取了烟色针织涤纶解放帽一顶、深蓝色脖套一个、灰色涤卡制服上衣一件、正一号的确良蓝色警裤一条、四十二码胶底农田鞋一双、白色粗线手套一双，还在蓝色警裤的裤兜内发现了一枚弹壳。
经检验认定，犯罪嫌疑人被打掉在现场的“五一”式手枪是张阿贵被抢枪支。由此证明，衣物是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抛弃的物品。
的确良蓝色警裤上扣子的缝法较为特殊，即加固第一针时留出一个线头，加固到最后一针时也留出一个线头，然后把两个线头结在了一起。地上的农田鞋鞋带的系法带有部队的特点。经查，的确良蓝色警裤为服装厂生产的计划外民用产品，可以对外销售。
据目击者证实，有犯罪嫌疑人一名，蒙面，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犯罪嫌疑人抛弃衣物的涵洞与案发地相距四公里，路况不太好，仅能步行、骑自行车或骑两轮摩托车通过。
“杀害张阿贵是为了抢枪。那么，为什么要杀赫爱成呢？为了报复。”许大力说，“讲到这里，大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犯罪嫌疑人与赫爱成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才会导致他谋划如此精密、下手如此狠毒呢？”
许大力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此时的罗牧青已经听得精神高度紧张，感觉眼前像闪过了一幕幕场景：遭遇、开枪、补刀。这名蒙着面的犯罪嫌疑人头脑清楚、动作麻利、下手毒辣，实施过程短，达到目的快。难道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人吗？
“可能当过兵。主要依据是：他的鞋带系法和他对枪支卡壳故障的处理。”许大力说。
二、连环案
除了许大力的讲解和打火机点烟的声音，会议室里一片沉静，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关鹤鸣始终一个表情、一个坐姿。他的眼神依然让人看不透，有点儿迷离，但又无形之中带有很强的震慑力。
“下面介绍冯木被杀案。”许大力的东北口音显得越来越浓重，大概一开始他在努力说普通话。
1986年10月30日早上，呼河县公安局民警冯木及其妻子、儿子被发现惨死在家中。冯木的“五四”式手枪和枪套、子弹被犯罪嫌疑人抢走。他的女儿、女婿住在隔壁院里，他们的两辆自行车丢失。
31日晚，警方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被犯罪嫌疑人抛弃的冯家丢失的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车的右侧车把上显现出一块不完整的掌纹痕迹，车把芯上端左侧显现出指纹一枚。经检验，排除了死者、家属、发现人以及有关人员留下痕迹的可能。
在抛车地点，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水靴足迹。这枚足迹与现场勘查时警方从冯木家中提取到的四枚长为二十七点五厘米的水靴立体足迹大小、起落脚部位以及前掌、脚弓、后跟反映出压力面的形状均相吻合，认定为同一人所留。技术人员将这枚足迹与赫爱成被杀案犯罪嫌疑人抛弃在涵洞过水平台处的胶底农田鞋进行了比对，特征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人穿过的鞋。
经现场勘查认定，杀人凶器是斧子。经走访调查，呼河县有三家卖斧子的，其中一家出售的斧子与现场斧子形成的伤痕大小、长短一致。据店员反映，在案发前两三天，有人买过两把斧子。
这显然也是一起精心策划、周密实施的特大杀人抢枪案。犯罪嫌疑人翻墙进入院内，从窗户向室内窥视后，从房门进入。其作案时间推断为夜里11点前后，作案目的就是抢枪。
犯罪嫌疑人在此之前抢得的“五一”式手枪，在打斗中掉落后，因为还有要报复的对象，所以急于抢枪。
此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其一，在作案工具上，从刀变成了斧子，并且一次买了两把斧子。其二，实施犯罪后，他从现场盗走了两辆自行车。其三，将在现场盗走的两辆自行车抛弃在火车站附近。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干扰侦查视线，有意造成两个人作案且不是呼河人作案的假象。
“为什么要去抢冯木的枪呢？”许大力习惯于在案件介绍到高潮时，抛出一个问题，有点儿像电视节目中的讲述人，颇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因为他熟悉冯木，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相继发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被袭案件之后，呼河县公安局下死命令，要求每个民警加强自身防范，院门、房门都进行了加固，只有冯木家什么也做不了。他爱人患有精神病，他家经常不锁门。冯木本人比较瘦小，也是常年有病。犯罪嫌疑人认为他比较好对付，作案容易得手。”
可是，到底是什么人，既熟悉冯木家的情况，又能下得去手杀他全家？既像熟人，又不像熟人。
对于罗牧青来说，头脑轰炸是密集的。面对一起接一起的杀人案件，她的脑海中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身体健壮，身手敏捷，留着平头，浓眉大眼，表情严肃。他穿着那个年代很流行的绿色制服上衣和蓝色警裤，戴着黑色面罩，只露出眼睛。
罗牧青从网上搜索过“呼河大侠”。网上把“呼河大侠”说得神乎其神，什么连杀五十多人，手起刀落，一刀毙命，再在墙上书写“替天行道”几个大字，然后逃之夭夭，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
从刚刚的介绍来看，虽然没有五十多人，但是一连杀了这么多人还能摆脱警方的重兵捉拿，这“呼河大侠”似乎还真是有些门道。
许大力清了清嗓子，喝了口浓茶，继续介绍案情。
同年12月26日傍晚6点，司法所职工祝洋下班后，骑自行车到派出所副所长童辉家串门。
在开童家院门时，他被人从身后射击三枪，腰部两处中弹。祝洋大声呼喊报警，犯罪嫌疑人逃跑了。经抢救无效，祝洋于28日死亡。现勘人员从现场提取到三枚弹壳，经检验认定，均由冯木被抢走的手枪击发。
侦查员在走访时，有人反映，案发前看到一男子攀上童辉家院墙，向院内窥视。祝洋与童辉的体貌特征相近，都略微有点儿驼背。童辉平时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且平时下班回家的时间就在案发前后。可是，童辉当天并不在家。据调查，童辉是个“急脾气”，说话容易得罪人。
根据现场勘验、技术鉴定和走访的情况分析，这是一起精心准备、守候、实施的特大持枪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报复童辉，所以祝洋是被犯罪嫌疑人误杀的。
案发时间是傍晚6点，当时天已经全黑了，且童辉家门口没有路灯，完全有认错误杀的可能。
也许是因为屡屡得手，犯罪嫌疑人没有停止作案，而是在两个多月后继续行凶。
1987年3月17日晚10点，呼河县人民法院法警刘勇生在自己家门口被潜伏在自家院内的犯罪嫌疑人从身后连刺背部两刀。接着，犯罪嫌疑人又向刘勇生连开两枪，其中一枪击中了他的左手。刘勇生举枪还击，退入室内。犯罪嫌疑人逃走了。
刘勇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现勘民警提取到了三枚弹壳。经检验，其中两枚是冯木被抢走的手枪击发的，另一枚为刘勇生击发。经鉴定，刘勇生所受刀伤同刺杀张阿贵全家、赫爱成的凶器形态相同，均是较锋利的单刃刺器。从现场还提取到残缺足迹一枚，无鉴定价值。
有人反映，案发前曾有人在白天到刘勇生家观察。
这是针对被害人刘勇生实施的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特大持枪杀人案。犯罪嫌疑人于夜间持枪跳围墙进院，目的就是杀死刘勇生。
“这就是五起案件的基本情况。”许大力介绍完情况，把自己的移动硬盘从电脑上拔下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端起水杯一顿猛灌。
案情介绍完了，罗牧青已经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十多页。
她没有在任何一张现场照片上看到“替天行道”这样的朱红色大字。看来，网上流传多年的“呼河大侠”，不过是码字人杜撰的而已，但着实让不少人信以为真。
如果有机会，罗牧青打算把此事澄清。
三、希望他还活着
下午两点，继续开会。
会议一开始，邱实就请大家对案件发表看法。但是，过了好一会儿都没人说话。
徐佳良政委把手里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用力摁了几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说说吧。这五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没问题。这个人应当就是呼河县人，对呼河县的情况特别熟悉。这个人连续杀掉张阿贵和赫爱成后，在警方严密防范、高度警惕的情况下，不仅继续作案，而且在选取对象时，抓住了冯木体弱、冯妻患精神病的弱点和他家虽然偏僻但周围四通八达的便利条件。另外，童辉家也特别偏僻，住房周围道路复杂。可见，犯罪嫌疑人对环境熟，对人熟。”
对于这个案子，关鹤鸣并不陌生。
案发时，关鹤鸣正在警校上学。这个案子轰动了全国，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十分关注。在鹤岗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他被调到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任政委。一上任，他就想把这个案子拿起来。可是，那些年案子多，没有办法调集精干力量办积案。后来，他受命调到北京，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四年前，他提出把这个案子再攻一下，于是让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把案件的相关资料给他递了一份。不凑巧的是，那年国家级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很重，他只好又把“呼河大侠”这个案子放下了。
这次，龙江省又把这个案子报了上来，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跟这个老谋深算的隐形杀手过过招。
案件过去三十年了，呼河县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记忆中的小街小巷都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此案已经成了一起案发现场消失、物证严重缺失的案件，俨然是一座没有任何提示的迷宫。
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关鹤鸣认为犯罪嫌疑人就在警方画定的圈子里。
可是，为什么他一次次作案，又能一次次全身而退呢？不是他用了障眼法，就是警察自己障了自己的眼。排查中漏掉了，这种可能性极大。排查漏掉，无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是排查条件本身定得有问题；其二是民警工作不细致，或者出现了“灯下黑”。
案子过去三十年了，现在再重新大规模排查，显然已经失去了条件。该从哪里突破呢？
徐佳良有备而来，对案件相当熟悉。也许对他的魁梧身材来说，椅子有些窄了，坐久了很不舒服。于是，他挪了挪椅子，坐正身体后说：
“我们当时给出的条件，是身高一米七五，体形中等，会熟练使用枪支，会骑摩托车。这个条件，应该说比较精准，但人还是漏了。总结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当时的刑事技术装备、条件相对落后，现场勘验的理念同现在有差距。比如说，当时不懂什么是dna，对犯罪嫌疑人抛弃的衣物上的汗斑只做了血型检验。另外，受时代的影响，对犯罪的动机和目的认识不清晰，究竟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抢枪后报复杀人，还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仇视社会犯罪，认识不统一。由于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调查不深入，排查工作不到位。此外，当时推断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现在看依据不足。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用面罩遮脸，且案发于天黑以后，很难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现在重新来搞这个案子，难度又增大了。”
说完，徐佳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拿起金属打火机，“叭”的一声打开盖子，火光亮起，点燃，深吸了一下。
听到这里，关鹤鸣想起了一个传闻。
当年在排查此犯罪嫌疑人时，一名派出所民警所管片区人口多，一个人一个人地拉皮尺量身高速度太慢，于是脑洞大开，拿了一根竹竿，先用尺子量好一米七五的长度，然后截下来。他带着这根竹竿去排查，用竹竿一比，“超高了”、“不够高”，一目了然。
表面看来，这个方法还真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体现了民警机械操作的弊端。侦查中推测出的任何一个条件，都只是参考，必须要结合现场综合分析，排查时更不能以偏概全。仅凭身高一项就排除，显然会漏掉。
关鹤鸣的眼神全照顾到了，看来没有人再打算就案件发表观点。
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深有感触地说：
“首案距现在快三十年了。案发时，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还没进公安的门。虽然这案子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案子没破，责任落在我们这代警察的身上了。就在上个月，浙江办了一起在英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件。当时，主办这起案件的英国警察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听说案子在中国开庭了，就表示要自费来中国观看庭审，以完成心愿。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别的不讲，只讲责任心。警察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责任心。”
会议室里只有烟雾在袅袅地飘着。
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严肃，抽烟的人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轻了下来。
“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确定，造成社会上传闻很多，甚至有人把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描绘成了佐罗式的‘呼河大侠’。一起案子，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损害了整个公安队伍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当年的理念和条件跟现在不一样，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是，再难，我们也得干。我们干得下来，是我们的功夫下到了。干不下来，也要把最确凿的东西留给后边的人。”
他的话发自肺腑。声音不大，语调也没有那么抑扬顿挫，但字字铿锵，像鼓槌一样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听了这席话，罗牧青不由得把脸转向了关鹤鸣。
她禁不住肃然起敬，对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调到公安部工作五年了，关鹤鸣依然改不了亲自参与办案的习惯。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论走到哪一步，都还是一名刑警。刑警的天职就是破案，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决心把这个“呼河大侠”彻底掀翻。什么“呼河大侠”，一个杀人犯居然披上了光鲜的外衣。可是，不破此案，显然无法以正视听。
“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大规模排查的条件，并且当年的保管条件差，生物检材都失去了检验条件，但我们还是有可能破案。没有破不了的案，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咱们还是要从找人入手。既熟悉人，又熟悉路，杀人的地点都是小街小巷，还会用枪，恐怕这样的人在呼河县并不多。我看过这个案子的资料，里面都是围绕被害人的关系圈展开的调查，很细，很好。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就在你们排查过的人里面。”
听到这里，大家隐约觉得关鹤鸣就要说出一个名字来了。
四年前，关鹤鸣拿到了一份名单，上面有呼河县所有在案发前服过兵役的男性信息资料。
四年来，他只要有空就对这份名单仔细研究。他发现，有两个人，单从提供的简要资料看，极其相像。一个叫吴庆生，一个叫吴超勇，两个人都当过兵，都接受过枪支使用训练。吴庆生身高一米七五，吴超勇身高一米七七。吴庆生在邮局工作，是一名邮递员，案发时三十六岁。吴超勇在供电所工作，是一名查表工，案发时三十三岁。两个人都具有随时深入小街小巷踩点的便利条件。
凡是出现在名单上的人都被排查过，当年为什么被排除了？
关鹤鸣不明其中的原因。
于是，他问道：“吴庆生、吴超勇这两个人，你们调查过吗？”
“吴庆生？吴超勇？你们谁了解这俩人的情况？”徐佳良转头问身后的几名侦查员。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人作声。
“下一步，先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他们跟被害人的关系，再细致深入地了解一下。把当年的物证整理清楚，看看还有什么能重新检验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有条件的话，再去回访一下重要的关系人。也许现在讲话更容易些，没什么负担了。”关鹤鸣说，“找到这两个人以后，马上告诉我，我要见见。这恐怕是留给我们警察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他还活着。”
要让凶手活着接受法律的制裁，把所有隐匿的事情都揭开，这是关鹤鸣心里最期盼的结局。
罗牧青看了看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已是下午1点了。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因为过了饭点儿，她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
这起案子，罗牧青听得似云里雾里。
当年的物证在移交的过程中发生了缺失，现在再先进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了。dna鉴定的路子堵死了，车把上的那枚指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车把上有清晰的手套印，所以不能确定指纹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案子放在现在，继续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关鹤鸣提到的两个人，就算其中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又用什么来认定呢？
由于工作安排，关鹤鸣近期要赶回北京，所以他只能压缩在每起案件发案地停留的时间。
第二天，九案侦办组赶往三晋省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