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节

“过去是向朝廷买盐票，现在嘛，只怕要找共和军买喽。”
“未必！共和军要建共和，这盐票嘛，只怕要换成共和票喽。”
“盐票要换，那大洋据说也要换，上头都要印上‘共和’两个字样。”
……
见众盐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赵北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我是外地客商，想打听打听这富荣场的盐政，若是做得起盐业买卖，或许就试试。只是向来不熟悉这四川盐政，虽说官府有条文，可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如今这世道，哪里不是有便宜不占？这盐政到了如今，只怕是早就败坏得不成样子了吧？”
“先生这话说得是不错，盐政本就是叫人败的，不败能叫盐政？想当年，祖辈们下井淘盐，每口井边都站着几个盐官，淘出的卤水是轻是重，熬出的盐花是粗是细，都要仔细记下，叫督盐官老爷过目，可到了我们上井的那年头，就没这些规矩了，如今的盐政，都叫盐商把持了，朝廷哪里能落得好处？盐利十亭之中，倒有九亭落了盐商腰包，他们的一顿饭，顶得起天车工十几年的工钱，‘三畏堂的车马，四友堂的娘姨’，这都是实打实的话！”
“诸位看得清楚，这盐政的弊端我也略知一些。只是不知道，这富顺一带的大盐商到底有多少？都是哪些人家把持盐政？那些小盐户又是如何讨生活的？”
赵北接过张激扬递过去的笔记本，放在桌上摊开，拿起钢笔作势欲写。前几天傅华封已将关于盐政的条陈呈了上来，总司令已研究过，不过那只是一个官场人物的看法，现在总司令想听得是社会底层民众的看法。
“要说大盐商，当年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都是数得着的大盐商，当年半个富顺都是他们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王三畏堂、李四友堂早就中落了，分家的分家，迁居的迁居，现在的富荣场，没有那么大的盐商喽，书里说的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的富荣盐场，那就是一个春秋战国，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谁的后台硬、路子广，谁就做霸主。”
……
盐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将这富顺、荣县的盐政详情一一讲述，却浑然不知，就在他们这朴实的字里行间中，一场盐政变局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第215章 养肥猪与杀肥猪（上）
作为川南盐都，富顺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八店街，当年富顺最大的八家盐商均在此设立铺面，故此得名，如今时过境迁，那八家盐商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街的名字却就此流传下来，在这条街上开设店铺的也不再仅限于盐商，银号、当铺、古董行、广洋货店，诸多商号鳞次栉比，就连前几年新开办的大清银行也在这条街上设了分行。
富顺宣布易帜当天，一部清军哗变，除了在城外大肆洗劫之外，少数乱兵还冲进城，在这繁华的八店街上抄掠，虽然很快就被城内驻军击退，但街面上的商号也遭了兵燹，当铺、古董行损失惨重，就连大清银行也被乱兵放了把火，烧光了全部帐目，让本地储户血本无归，至于那些存款是否还在银行之中，却是谁也说不清楚，甚至这把火到底是哪一方放的，也是众说纷纭。
虽然乱兵早已撤离，但这八店街上仍是冷冷清清，远不及火神庙里热闹，大大小小的商号都是大门紧闭，正在忙着清点兵燹中的损失，至于开张营业的事情，暂时还顾不过来。
只有大清银行的那间分行有些特别，虽然正门没开，但后门却开门迎客，门边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那块“大清银行”的牌匾则被人摘了下来，放在路边砸了个稀烂。
这副架势显然不是在营业，即使想营业也营不了，帐目都还没清点清楚，怎么可能营业？之所以开着后门，只不过是为了召开一场会议，银行后头有座大礼堂，可容四五百人，乱兵放的那把火也没波及那间礼堂，因此，这里就成了共和军“盐政善后会议”的召开地点，一场决定中国盐业前途、盐商命运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主持会议的是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列席会议的除了富顺的盐商之外，还有来自于荣县的盐商代表、地方名士，另外还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级军政人士，像荣县的王子骧、仁寿的秦省三、威远的杨绍南和甘东山，这些趁乱而起的民军首领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就连远在邛州的周鸿勋也千里迢迢带着袍哥队伍赶到了富顺，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里的井盐！
共和军西征之后，川南虽有清军重兵弹压，但无奈地方糜烂已久，会党横行，清军虽疲于奔命，但各地“民军”仍是一个劲儿的冒着头，同盟会策动的川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却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远地区的统治力量，有利于地方豪杰的崛起，这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竖起旗子就造反，占着山头敢称王，纷纷粉墨登场，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富荣场的清军反正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扛起革命的红旗，离开了山寨，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也想分一杯羹，但没等这些杂牌队伍进城，正牌的革命军就到了富顺县。
虽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可如果地头蛇遇到了蛮不讲理、实力强横的强龙却也只能甘拜下风，在共和军面前，无论是王子骧还是周鸿勋，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论兵他们不及共和军多，论枪他们不及共和军利，又有什么资格跟共和军争？再加上一个“川南镇守使”田振邦从中使坏，共和军没把他们这些地头蛇消灭已经是高抬贵手了。
说起田振邦，那也是个人物，重庆举义，他算是为共和军的西征大业立下大功，为了酬功，总司令保举他做了“川南镇守使”，将叙州、泸州、宁远、叙永这三府一厅的川南地盘划给了他田某人管辖，这块地盘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脔，虽说与总司令约定在先，盐税、盐业轮不到他田振邦揩油，可这些地方的田赋、厘金却都归田振邦打理，如此财源，田振邦怎肯甘心让他人分润？为了实现“川南王”的理想，下滥药、使坏水、进谗言，什么手段田振邦都试过了，如果不是有总司令的严令，恐怕田振邦早就与那帮地头蛇开战了。
田镇守使打得是什么主意，赵北心里一清二楚，田振邦是想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啊，但总司令偏偏不想让他得逞。
平衡，一切为了平衡！为政之道就讲究这“平衡”二字，现在就灭了田振邦，无益于赵北的信誉，但如果帮着田振邦灭了王子骧、周鸿勋等人，却也无助于牵制田振邦，所以嘛，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稀泥，让这帮地头蛇互相牵制、互相监视，如此，方可保证共和军在川南的话语权。所以，此次“盐政善后会议”并不仅仅是为了盐政改革，而且也是为了安排这些地头蛇的出路，平衡他们的势力，为总司令主政全川保驾护航。
田振邦要做实实在在的川南王，王子骧、周鸿勋也要在这川南一带刮刮地皮，双方立场都很坚决，利益面前谁肯退让？要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得总司令一锤定音。
如果从赵北抵达富顺县那一天算起，这位总司令已经在本埠呆了整整两天半，可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富顺盐商和军政要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位共和军的首脑人物，就连精心准备的接风宴也是蓝天蔚、傅华封代为出席的，谁也不知道赵总司令到那里去了，可偏偏从镇守使田振邦的嘴里传出风声，说是共和军方面打算整顿盐政，刷新盐业。
可具体怎么整顿、怎么刷新，却没一个人知道，蓝天蔚、傅华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刚刚从成都赶到富顺，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懂，结果这两天下来，所有的盐商无论产业大小，均是战战兢兢，现在都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的换了人，连大臣都能换，何况小小盐商？
盐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翘楚，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扳倒一个盐商，那需要动用足够的力量。盐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顿的，至少在承平年间如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但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得的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姓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也没少出好主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得以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杀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每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粗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但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
只有盐商才是肥猪，宰起来痛快，作为交换，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
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制，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只是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盐法败坏已极，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敲敲打打，勉强应付，自那之后，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就场征税、民运民销……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直到道光年间，终于出现了“票盐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进一步推广，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从此之后，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灭，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
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古代中国是个保温瓶”，盐政制度或许可以为这句话做个完美的注脚。
第216章 养肥猪与杀肥猪（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清廷不是不想改良盐政，而是瞻前顾后，无法下定决心。
盐政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普普通通的食盐牵扯着太多的利益团体，盐商只是一个明面上的，藏在盐商背后的则是那数不清、理不明的利益链条，官僚、贵戚、宗族、廪生、皇族，甚至就连那盐滩、井灶上的盐工，也都算作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一分子，要想彻底解决纲商引岸制的缺陷，就必须对这整个利益蛋糕进行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盐法是变无可变。
承平之世讲究得就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盐商利益集团担心失去这块巨大的食盐蛋糕，皇帝则担心触动不该触动的势力，导致政局动荡，所以，这彻底改革盐法的构想仅仅只能作为一个构想停留在皇帝的留中奏折里。
但现在不一样了，清朝完蛋了，皇帝滚蛋了，天下糜烂，政局动荡，不趁此良机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盐政，难道要等到承平时候么？
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权力的分化整合，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攫取一份果实，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实力。
放眼天下，如今最有实力整合全国权力与利益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其次才轮到赵北的共和军集团，四川大部地区都已落入共和军掌握，所以，这四川利益蛋糕的重新分割、分配就只在赵北一念之间。
带着一丝惴惴，也带着一点期待，这富荣场大大小小的军政人物、盐商巨贾都准时来到了大清银行的礼堂，端坐在那西洋式的长条椅上，热情寒暄、老友叙旧的背后，却藏着那无法摆上明面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按照往年的历史经验，每一次的盐政整顿总会有一批失势的盐商落马，然后又有一批走对了门路的盐商飞黄腾达。
换句官场上的话来讲，这叫“杀肥猪”，猪养肥了当然要杀了吃肉，吃不到肉谁会养猪？